敦煌古书《金刚经》的修复：时光不能吞噬他们，岁月亦不能与之为敌

2019-06-22 22:51:03

一名绘本作者的感受：绘本到底是什么？ | 我是编辑我推荐”六月书单 |英国政治家爱读《尤利西斯》| ......

......图画书界奥斯卡”

他们不会像我们一般变老，

而我们留下来，慢慢老去；

时光不能吞噬他们，

岁月亦不能与之为敌。

——劳伦斯·宾雍

（诗人，曾任职英国国家博物馆印刷和绘画部）

对于这段诗文的最好诠释，莫过于承载着千百年人类文明痕迹的文物。敦煌古书《金刚经》——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印本——已经在伦敦被收藏了整整一个世纪。这部在868 年印刷的中国书籍比欧洲最早的印刷品年长了约六百岁。

在大英博物馆内，它不远处陈列着大约1455 年印刷的古登堡《圣经》（Gutenberg Bible），由于那本古登堡《圣经》头戴最古老的印刷书”的桂冠，于是对大多数访客而言，敦煌古书《金刚经》这部真正最早的印刷品先驱”，反而遗憾地被忽略了。这部世界上最早的印本其内容是一部佛经（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《金刚经》）。这是一部长约5 米的卷轴装经典，卷首有一幅精美的扉画，描绘释迦牟尼佛陀在僧侣和飞天的簇拥中讲经说法的场景。

扉画长28.5厘米，左上角榜书祗树给孤独园”，主题为释迦牟尼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向四众弟子宣说《金刚经》。

虽然这部《金刚经》卷首那幅精美的扉画非常扣人心弦，但该经的印刷时间这一更为重要的文字，却出现在卷轴的结尾。在那里有这样一段重要的题记：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。”咸通九年，即868 年。对王玠其人，我们无从知晓更多的情况，只能推测：他大概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。他相信诵读佛典或敬造佛像能够积累功德，从而让逝者免除轮回之苦。王玠借助新兴的印刷术，请人印刷并散发成百上千份《金刚经》，希望由此积下极大功德。为了双亲而刻印此经，不过是人们对《金刚经》的寄托之一。另一件（日期无法确定的）写本，则是写经人为了让一头老牛的灵魂能往生阿弥陀佛净土（而不是继续轮回为动物），并期盼能在那里与这头老牛再度聚首。委托他人印制或是自己印制佛经，就如同念经一样，是为了广积功德。

卷轴结尾。

1973 年，包括这部《金刚经》在内的一些文献由英国国家博物馆转交给了英国国家图书馆。近来，围绕这部《金刚经》所发生的各种故事比较复杂。早期，英国的修复人员用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它，认为它孱弱而易碎。他们听取日本修复专家的建议，从背面对这个看似孱弱易碎的经卷进行了托裱。虽然他们满怀最良好的意愿，可这样做的结果却事与愿违。二十多年前，修复人员最终决定要复原这件世界级瑰宝的原貌。这项工作时至2010年最终完成。如今这部《金刚经》已经恢复到非常接近其当初印制完成时的模样，其纸质、纸张纤维、造纸工艺，乃至木版的印痕等，都得以纤毫毕现地重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。

在广西师大出版社近期引进的《寻踪敦煌古书<金刚经>》的一书中，英国国家博物馆首次公开的修复全过程，围绕敦煌古书的浮沉命运，向读者展现一幅历史深厚、知识广博的有关文物发掘、保存、修复的画卷。

《寻踪敦煌古书〈金刚经〉：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》

[英]吴芳思 [英]马克·伯纳德/著

袁玉/译，崔翔/校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

节选

斯坦因所拍摄的千佛洞。

斯坦因当时最为关注的，是要让最好的语言学专家来研究他的中亚发现，以确定这些东西的内容和价值。因而他对这些遗书的保存和修复，或多或少地不是很在意，这也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。在他那个时代，邮政服务既快捷又可靠。所以，他经常把一些珍贵的遗书寄给欧洲各地的学者，以便他们空闲时可进行研究。1907年，在牛津的鲁道夫·霍恩雷收到过一包遗书的残片，乃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寄给西姆拉考古总部的伏戈尔，然后伏戈尔又寄给了霍恩雷。斯坦因也曾在1911年亲自把200多种敦煌遗书寄给巴黎的伯希和。这些遗书，承蒙通济隆公司邮寄，寄送时所用的盒子没有里衬。

藏品刚运到英国的状况，最下方的即为这部《金刚经》。摄于1912年。以下插图均摘自《寻踪敦煌古书<金刚经>：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》。

用邮寄的方式来寄送珍贵的古籍文献，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，因为古籍文献的收藏和保护乃博物馆与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重。这部《金刚经》的修复历史，也反映了自其抵达伦敦的1909年以来的100年中，英国国家博物馆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对古籍文献保护态度的不断变化。

卷首变形及断裂情况。

查看该《金刚经》早期的照片，很明显，早在1000多年前被藏入第17窟之前，它就已经破损，而且在它的背面已经粘有裱补纸。现存最早的照片，是收在斯坦因1912年的著作《华夏大漠废墟记》中的那张。这张图片显示，扉画上有一道延伸穿过整个页面的严重水渍，左面卷起来的部分显示背面有两大块裱补纸。历经十多年后，斯坦因终于出版了《西域考古图记》（其间干扰出版的原因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）。在这本书的附图上，那些水渍和补丁都不太明显。遗憾的是，从1909年到1960年没有留下有关修复《金刚经》的任何记录。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观察它的旧照片、察看《金刚经》的原件来推测它的修复过程。

通过倾斜光源，可以看见《金刚经》经卷上清晰的裂纹，这些裂纹最早可能在12世纪以前就产生了。

1914年，作为斯坦因的考古新发现，《金刚经》第一次在英国国家博物馆被展出。看来为了筹备这次展览，对它做过一些修复。为了避免经卷遭受更多的损伤，也可能为了使它更为平整，经卷背面原来的裱补纸很可能被揭下来。这些早期的裱补纸粘贴在破损处，而尤以沿卷轴中段的部位为多。中式卷轴为了存放方便，要将其卷起来，并用一条飘带（它被固定于卷轴右端的天竿上）缠绕卷轴并将其扎紧。所以，沿着卷轴中段的部位，因飘带摩擦或捆扎过紧而造成破损就十分常见。唐代对于写本和文书的裱补有时并不很理想。裱补用的纸张时常与原纸有很大的差异，不少较原纸更为厚重或粗糙。此外，有时还会随意地使用糨糊甚至其他黏合剂，这样往往会进一步对已经脆弱的卷子造成更大的破坏。现在我们一般会设法保留卷轴被发现时的状态，并尽量保留原来的裱补纸，以尽可能地保留卷轴的历史原貌。而这种方式在早期尚未被认识。当时很可能采取的方法是，将那些古代的不适当裱补视为一种破坏，从而对其进行揭除。

对1平方厘米的多层裱补纸逐一分离。

在《西域考古图记》中，《金刚经》照片上的那道水渍已不十分显眼。看来人们曾为清除这条水渍做过努力。可能是采用水洗，即将卷轴浸泡在热水中，或者更为严重的是用漂白剂。中国的佛教典籍，无论是手写本或印刷品，通常都用黄颜料染过。而上述两种修复方法，都会给黄色染料带来有害的后果。这种染料是从黄檗树皮中提取，给纸染上黄色。这种颜色与佛教有联系，有很多僧人的袍子就染成这种颜色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有强烈的杀虫效果，可以用来保护古籍不被虫蛀。这种颜色看上去很深，但很容易在水里稀释。《金刚经》卷轴的前部分看上去很可能是被水洗或漂白过，使原来的黄色褪色不少。

用修复纸裱补在一小块缺少的部位。

这张照片摄于何时，我们现在不得而知，但可以肯定是在1921年之前，或许还可能早至1914年。上面有古代裱补纸的痕迹，同时也还没有进行托裱。托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。所有在第17号洞窟中发现的敦煌遗书，无论是写本还是刊本，初被发现时都没有托裱。因为它们原本都是书”和文件，传统上不会进行托裱。然而一旦这些古代遗书离开其固有的历史语境，被作为珍贵的古代文物看待，人们往往会对其进行一系列托裱的作业。在日本这种情况尤其普遍。具体来说，其做法包括对其背面进行衬托，并在上下加以精致的丝绸溜边。这种做法一般用于绘画。东亚的绘画经常被装裱起来并配以丝绸溜边。同样的方法也被推而广之，用于有价值的古代写本。例如日本所存的称德女天皇所刊印的《陀罗尼经》便经过了这样的处理。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当时英国国家博物馆的馆长以及修复人员，已就敦煌遗书的最佳保存方式达成一致的认识：只要有可能，尽量不要触动原来的形态。而日本的代表团依然对这种保护敦煌遗书的措施提出批评，认为这些遗书应当被恭敬地装裱起来。不过，时至今日，英国国家博物馆的负责人和修复人员仍旧秉持同样的共识：敦煌遗书应当被视作一种古籍文献收藏，而非绘画，保存它们的方式就是要尽可能地保存其原有的样式与形态。

手工修补所用到的部分工具。

然而，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，托裱此部《金刚经》的决定，亦曾出现在英国国家博物馆。这个决定的出发点，可能基于这件卷轴出现了酥、脆等情况，而这种情况，在古代的裱补纸被揭除后，又显得更加严重。由于在揭除古代裱补纸的同时，也造成原纸背后的表层被揭去，从而使原纸更加单薄。而用水洗除水渍的办法，也可能影响到纸张的质地。对敦煌遗书的修复，还包括曾用较粗硬的马尼拉纸托裱脆弱的卷轴，或将残片粘贴到深棕色的糖袋纸上。敦煌遗书在英国国家博物馆的时候，绝大多数文书的修复都是由博物馆的装裱处进行，而这里的修复人员，更熟悉欧洲的纸张以及欧洲书籍的装帧形式。这部《金刚经》可能因卷首精美的扉画而被单独挑出来，当作艺术品”而不是纯书籍对待，因而对它的修复方法看起来与其他敦煌遗书有所不同。可能在拍过《西域考古图记》中那张照片后不久，这一件《金刚经》卷轴被修复人员用优质的日本宣纸加以托裱。

对《金刚经》的托裱看上去十分仔细、小心，对托裱纸应该也曾精心选择。这次托裱很可能出自一位日本装裱专家之手，此人曾供职于英国国家博物馆，是劳伦斯·宾雍的手下。宾雍自己是个诗人，他最著名的一首诗篇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：

他们不会像我们一般变老，而我们留下来，慢慢老去；